宁继鸣 | 孔子学院的社会身份及其发展中的想象
作者宁继鸣，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传播、孔子学院与对外传播、汉语国际教育、语言经济理论及应用。原文载于《孔子学院研究年度报告（2017）》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2004年，中国在借鉴英、法、德、西等国家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探索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截至2017年6月，516所孔子学院、1076个中小学孔子课堂遍布142个国家和地区，仅注册学员就达到了210万人。伴随其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社会各界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和审视亦在不断地加强和入微，对其属性和定位的认知和预期也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各种变化。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对孔子学院的“断言或想象”变得越来越丰富，对其身份的“辨识与认知”变得越来越多元。
无论是民间、媒体、学界或政界，人们开始关心孔子学院今后的发展理念和运行模式，关注其社会身份，关注其社会需求，关注其产品供给，关注其责任边界，关注其作为一张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如何在一个更加稳健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下，改革创新稳步前行。将孔子学院视为一个象征符号，理性面对审慎探讨，深入分析并提出科学判断与实践应对，既是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回应，也是巩固和提升孔子学院的需要。
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面对和思考“我是谁”的问题。主体身份的确定是事物发展的基础问题，更是体现价值判断与功能责任的一个重要前提。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理念正在发生且继续发生着若干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些影响和决定着党、国家、民族，以至我们每个人未来的重大转变概括为三大变化：一是党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二是社会人文生态发生变化；三是中国参与世界的生态在变化①。正是这“三大变化”，使得中国的国际身份辨认成为新的社会关注，成为新的媒体聚焦，成为新的学术关照。
此背景下，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同样产生了诸多新貌，带来需要总结提炼的新概念和新身份。孔子学院，是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语境下的“中国制造”，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教育合作以及中国大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化项目”②。作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书写的重要模式，孔子学院需要更多的理论诠释、实践分析以及更加充分的社会认知和理解。
从蹒跚学步到稳步前行，从借鉴模仿到引领创新，孔子学院的社会身份在人们的想象中从未停止被“协商”。在不断地被认知和诠释中，在不断地被赋予和承担中，孔子学院的功能和责任也在不同程度地被加强和放大。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学院作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在坚守和秉持教育属性的基础上，其社会形象变得愈来愈立体和真实，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从中了解和接触到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以及中国人生活与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和点点滴滴。
和世界其他语言推广机构一样，提供语言和文化教学服务是孔子学院最根本的职责，是其社会存在或功能价值得以发挥的基础。十几年来，孔子学院也的确是如此践行、履职和尽责的。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利用自身优势和条件，基于所在地区和民众的需求，开展既有普遍性又具针对性的教学和文化活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成为各国民众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
与此同时，或许受到语言双重属性或办学迅猛发展的影响，或许源于海外认知中国的视角、心态与想象的多样，以及国人走向世界的目的、观念与期盼等原因，孔子学院在世人面前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映像，折射出纷繁不同的国际感受与内部反馈，其社会身份随着人们的“想象”被赋予各种功能与职责，不断地被联想和审视。
随着孔子学院不断发展壮大，各种声音也接踵汇聚而来，有赞赏有褒奖，有批评有抨击，有焦灼有迷失，有观望有期许。一时间，孔子学院与人文交流、公共外交、国家形象、软实力建设，以及意识形态、学术自由、文化扩张、政府代言人等众多概念或词汇都嫁接捆绑在了一起。社会身份的叠加，利益群体的多元，外部环境的复杂，以及意识形态的存在等，形成了一个纷繁和广袤的想象空间，各种感受与反馈在人们经意或不经意中附着在了孔子学院的身躯之上。
社会身份的廓清对一项事物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身份意味着责任，不同的社会身份，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在特定的环境或语境下，当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时，就会出现责任与义务的“承担与选择”问题。同样，对孔子学院这样一个兼具教学功能与国家利益双重属性的机构来讲，它所构成的形式和符号意义在人们的想象中，已经成为国家、民族或文化的某种“特指”。尽管孔子学院具有明确的教育属性根基，但其依托国家平台、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与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民族语言与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一个需要开垦和维护的富矿。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呈现新旧秩序复杂更替的过渡时期，国家间博弈与竞合的张力已经全面衍生到语言与文化领域，能否做到本国语言和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与接受，俨然成为国际话语权生成的必选项，而且竞争愈来愈激烈。
国家利益，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与文化推广机构都不可能回避与拭去的“胎记”。无论是语言的推广还是文化的传播，无论其基础属性是教育还是媒介抑或是其他业态，都与其所属民族和国家有着天然的基因上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学院社会身份的选择与确立是一个具有群体关切和国家使命的问题，这项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和深入，更需要洞察与提炼。
孔子学院取得今天的成就，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大要素。
首先是源于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大国责任。对于大国的认知，不能简单的流于形式和概念。伴随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大，而中国也正在积极主动地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等一系列“中国方案”，成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的最佳诠释，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与贡献的大国担当和大国责任。
大国，不仅仅是疆土辽阔和人口众多，还包括其厚重的历史和宏富的文化，以及其作为统一“政治体”“经济体”“科技体”所释放出的能量与潜质，特别是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资本空间，更为世界所关注。在一个大国积贫积弱的时候，其潜能由于缺乏智慧和力量呈现而被忽视，但当其能量得到唤醒和激发时，她所创造出的需求与供给空间往往是巨大的。
在中国，这种唤醒和激发已经开始发生质与量的变化。“‘一带一路’是中国新型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和最高成果，它已经突破了区域范畴、超越了物质层面，是基于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将国家发展寓于世界之中，代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③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吸引了来自世界更多的目光，中国大国责任的担当成为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动力。离开了背景和条件去谈论和评价孔子学院的使命与身份，既不稳妥也不实事求是。
其次是源于社会需求和现实需要。这方面的动机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以及汉语言文化的需求，一个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需求或需要通常表现出较为明确的功利性。按照常理，无论是接受一件事物还是推出一个项目，人们首先会考虑它有什么用途，在此基础上才去谈及更高的境界。从理性选择的角度，语言的经济属性或其工具属性，是人们选择学习一门外语最重要的考量。无论是经贸往来还是文化交流，无论是个人资本的积累还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语言的工具属性及其文化属性给人们带来的预期和收益具有不可替代性。
这一点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中得到越来越充分的验证和显现。作为中国提出的创新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旨在打造一个关乎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心相通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只有在相互理解互惠共赢的基础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才能谈判下来，设施才能确定下来，贸易才能开展起来，资金才能流动起来。换句话说，无论中国以何种形式参与任何领域的全球治理并体现出大国责任，都必须做到语言间的互通与文化间的理解。
按照文化有不同主体类型和不同层次理解的划分原则，一种语言的普及或文化的传播有精英和大众之说。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如果不能够被大众所接受，或只能徘徊在所谓的精英层面，那么显然这不能成为大国担当的基础和文化复兴的象征。孔子学院的办学方式是面向大众的、走进社区的、服务教育的，且与中国的发展诉求以及中国的经贸、政治、科技往来需要紧密相关，汉语的文化属性与工具属性在社会需求和现实需要中得到空前的激发与体现。
孔子学院今天的成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源于顶层设计之审时度势、决策及时、组织得力，抓住了历史机遇和发展窗口。以至于很多人在总结和回忆中谈到，如果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和窗口，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也不知道将会是怎样的一种起航。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孔子学院用行动和智慧，坚守初心快速成长，因地制宜特色发展，在推动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贡献”④ 。其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办学理念与原则，不仅成为中外双方开展交流平等合作的基础，也成为当今语言文化国际传播机构学习借鉴的一种模式。
今天的孔子学院，不仅在汉语教学及文化传播方面做出了踏踏实实的贡献，而且正在以各种形式推动中外合作院校之间开展多领域多形式的学术交流与项目合作，在学术机构、文化团体、社会组织乃至企业之间不断架起沟通、交流与协作的桥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些孔子学院还为当地政府部门实施语言教育政策等方面提供包括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培训指导等全方位的服务和支持。
“作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促进多元多彩的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⑤应当站在宏观背景和历史长河中去思考和定位孔子学院的社会身份问题，任何的偏执与狭隘都不是积极、严谨和正确的取向。既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所取成绩和历史贡献，也需要对其当前所处发展阶段及其内外部环境有一个清晰理智的认识，对其下一步的走向积极思考、理性分析、科学判断。
孔子学院今天铸就的卓越实属不易，她凝聚了全民族的努力与探寻，成为千百年来，继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之后又一次文化的远航，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耳熟能详的当代中国符号。在孔子学院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努力和愿望，体现了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主动融入世界的姿态和行动，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汉语和中华优秀文化走进世界言说中国的一个重要方式。
应该看到，任何一个具有行业属性和国家意义的事物，其社会身份的廓清与界定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哪一个人或者群体可以单方面决定的，在通常状态下应该是公共选择和价值认同的结果，或者更为中肯地说，是一个多元视角与理解协商的结果。就像一个人的身份是其责任与义务在社会实践与互动中建构起来的一样，孔子学院作为国际性的一种客观存在，其社会身份的建构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动态空间得到理解、验证与协商。
社会身份象征着一种归属和认同，意味着各方力量对其身份内涵及其外延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认知与共识。就像跨文化交际学中的“信息同位调整理论”一样，为了达成无障碍的交流与沟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方需要向着较为一致的价值取向和功能方向，不断调整自身的信息取舍与信息容量。在不同的文化与环境中，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个体或机构，对同一信息的解码思维与方式不同，常常产生信息的移位，甚至错误的传递与理解，这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常态，人们接收到的纷繁多样的国际感受和传播反馈正是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体现。信息的同位调整和社会身份的理解协商，是一个社会存在绕不过去的问题，欲速则不达。清醒客观地去面对这个问题，剖析解读其间可能存在的障碍与瓶颈，以包容、审慎和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是孔子学院研究者和建设者应有的姿态。
于国际社会而言，关于孔子学院教育服务的反馈、教育合作的反馈，以及对适应中国发展和了解当代中国的反馈，是孔子学院身份理解与合作协商中的主流话语，占有相当的权重。没有这个主流话语，孔子学院难以走过十几年的历程，也难以持续签署鱼贯而来的合建申请，这种力量在其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按照社会实践和发展规律，在这样的主流话语环境中出现某些“摩擦或障碍”也在情理之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表征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认知范式。中国语言文化及其话语表达的方式，在世界文明家园中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其他文明形态具有天然的文化距离，逾越这个距离需要跨越认知结构、主观态度、行为实践、利益相关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一些不理解、不确定、不认可现象做出预判预知预防，也需要对某些现象或问题做出综合分析和理性应对。实践证明，如果这类感受与影响仅属于文化适应与认知的范畴，那么随着互动与理解特别是语言文化间的交流与贴近，会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有效地舒缓，在理解对话的过程中找到自我与相互协商的空间与位置。
需要人们警觉或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会变得复杂，一些不太容易跨越和缓解的障碍来自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和不和谐。
国家制度，就像地理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往往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取向与道路选择。孔子学院作为一个“中国符号”，在话语表达、行为实践中必然带有中国制度体系的印记，而制度层面的靠近或碰撞往往会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当有些问题被过度解读，影响也会随之被放大，甚至常常关涉到国家或政府层面。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是中外大学之间的合作，大学虽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但其运行一定会体现出该国教育制度的特色，并接受所在国家法律规范的制约。
2015年7月，俄罗斯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检察院对该市国立师范大学孔子学院提出指控，理由是该校孔子学院未在当地正式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其聘请外籍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缺少法律依据，单独设立文化课存在文化宣传和文化倾销倾向。该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停止孔子学院的一切活动。按照俄罗斯的法律规定，专门的文化机构要设置在莫斯科，如果设置在其他地区则必须由两国政府签署协议，否则进行文化宣传将被视为违法。此事经媒体报道之后，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国内也引起了不少关注和议论。尽管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国立师范大学，以及当地教育部门做了多次解释和抗诉，但问题最终还是在中俄两国政府的协调下才得到妥善解决。问题虽然解决了，学院的业务也得以继续运营，但该事件对孔子学院的影响还是持续存在的，其中包括当地对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活动及教师的聘请与管理更加细化和严格。
”意识形态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司法体系等都有所关涉，是国家身份辨识的重要表征，也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当制度的对话、交流甚至是交锋现象出现后，会敏感而及时地反映到意识形态的母体上。源于本能的反应，母体对于异质成分给予排斥也是一种常态的反应。关键是出现状况之后，如何去应对、去解决、去适应，如何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共同作出协商的姿态，采取相应的举措。有的需要诠释和沟通，有的需要调整和完善，有的则需要制度或契约适时跟进和保驾护航。
从办学模式看，大学之间的合作是孔子学院建设的主要形式。无论大学的功能在如何演变，学术依旧是大学存在的基础，因此孔子学院的教学与课程体系，特别是学术交流与思想论坛等，在不同程度上还是要与当地学术环境对话的。很多国家的大学，都将学术的自由视为大学的生命和灵魂，其学术自由精神的维护有相应的程序和规训。当孔子学院成为中外大学身份共有的存在，成为当地大学园地中的一隅时，其与当地学术文化的互动和联动有很多方面是需要对接和协商的，这中间也不排除会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排异反应。这些现象会在不同的时机和场合得到释放与呈现，特别是在媒体舆论的作用下，其导向和扩散的不确定性往往再次得到加权，继而涉及到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
任何问题的暴露与出现都是真实客观的存在，对于一个需要合作共享的人文交流项目，视而不见抑或躲藏回避的处理方式，既不明智也不恰当。有问题就会有解决的路径，在探寻路径与方法的过程中，技术层面的策略和协商解决的方式是重要的，另一方面，相关者的心态或价值取向同样起到关键作用。就像文化被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一样，心态不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她可能不太容易物化感知，但其作用不可小觑。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专门有相关朝代世人心态的探究，著名的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就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心态密切相关。
坦率地讲，对孔子学院的认知和态度，除了其自身的问题，也离不开世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看法与心态，这种影响或意识在问题的产生以及协商解决过程中，总是会以某种形式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当前，国际社会对孔子学院海外落地生根的看法与心态复杂多样，这与当代中国综合实力的日新攀升密切相关，也与世人对世界未来格局的期待和担忧有关，与对自身民族文化全球化生存与发展的愿望和焦虑有关，与对中国辉煌历史和曾经创造的文明记忆有关。特别是最后一点，或许经常被遗忘或者忽略，但这个背景性的史实的确存有巨大的后发力量与潜在的时代影响。无论是全球史中的文本书写，还是诸多国家博物馆中的收藏，以及口耳相传的故事中，都仿佛流淌着中华文明的风姿卓越和金碧辉煌。汉唐时代的引领，历朝历代令世界瞩目和称颂的贡献与创造，让当代人产生了无尽联想，并与现实产生关联。而孔子学院作为当今中国与世界各国语言文化交流最为密切的驿站，必然成为这些复杂心态的承载目标。
看到外部的反应，更应该关照自身的状况。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国际社会复杂多样的感受与反馈和我们自身也不无关系。孔子学院是中国语言文化第一次成建制地输出行动，很多事情都是在探索和碰撞中推进，面对其快速发展和广泛存在，中国人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经验，而是诸如观念与认知、理解与信任、体制与机制、政策与支撑等方方面面的不足与缺憾。
其中，人的问题特别是师资的储备与供给问题最为严峻。作为语言教育的海外存在，教师是孔子学院的“成长关键”，但源于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与计划，特别是人才培养理念等方面的问题，面对国际社会对“合格的汉语师资”的巨大需求，我们感到了捉襟见肘，压力倍增。
2007年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得以创建，这是孔子学院建设的重要衍生价值之一。然而创建学科并不等于马上就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学科的成长同样不可以一蹴而就。面对海外需求的与日俱增以及教学岗位的不可或缺，在不断增强培养培训力度的同时，采取一些“短平快”的方式是必然的也是需要的。但必须承认，教师的角色转化、文化适应、汉语基础、文化素养、教学水平等能力的形成都需要较高的时间成本和培育成本。作为一项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合作项目，或者进入所在国教育体制的中小学教育合作，教师综合素质与教学能力的高低必然带来相应的反馈。作为一项空前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孔子学院的教师成长需要一个更加积极和稳定的制度安排与培养环境。
”十年来，开疆拓土、筚路蓝缕、勇毅力行，孔子学院创出了一条体现时代精神、符合国际惯例、彰显中国特色的道路。在孔子学院转型升级的时期，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管理者或是参与者都应该更加谨慎、周全地审视已经暴露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继而做出恰切的评估与判断，拿出有力的措施与手段，夯实坚强的后盾与保障，这是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其更好服务于国家建设与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
秉承实践先行的理念，孔子学院建设在十年中产生了很多的发明和创造，有些还具有行业引领与创新价值，这都将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宝贵经验和前行能量。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基于互惠共赢的双边合作范式，兼顾自利与他利的发展路径使得孔子学院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有道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孔子学院今天的规模和卓越来之不易，值得尊重。新的发展阶段，孔子学院需要进一步强化“共享空间”、理性规避“无限责任”，既需要保持政策定力，加强能力建设，更需要向改革创新驱动要发展动力。
孔子学院的再征战，经验理性是一个方面，顶层设计与有效实施是一个方面，理论探讨与学术分析也是不能缺席的一个方面。这里的理论不是脱离实际的学术异想，也不是故作深沉的高调，更不是愤世嫉俗的批判，真的需要坐下来、静下来，围绕孔子学院发展的大框架、大思路，做出有思想性和指导性的挖掘和凝练。
作为一个跨国教育机构，国际社会的接受与认可是其海外存在的基础，孔子学院的发展应该根据自身的属性和定位，以及大环境总要求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创新。如果说之前的阶段性发展与框架性布局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接受，那么面对新的发展阶段，孔子学院的目标则是希望通过“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得到国际社会包括国内民众更加广泛的理解和认可。
“认可”是交往理性之内涵不断丰富的结果，“协商”是其生发的土壤并使之成为可能。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实体，孔子学院不是一个先验性的存在，其社会身份需要在不断地协商与创新过程中得到廓清。从本质上讲，这个过程既是一种“身份认同”，也是一个探究道路认可的过程，而道路认可必然成为孔子学院道路自信的坚实基础。
改革与创新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升过程，其核心是“能力建设”，其中包括办学要素之间包容互鉴、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平等合作等协商共建的能力。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孔子学院改革与创新的压力绝不会亚于创业阶段的困难和挑战。构建一个决策科学、支撑有力、供给有序、治理有方的系统，需要大局观和大智慧。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理念与实践，不仅适用海外孔子学院，还应关涉并涵盖国内承办院校以及相关机构。
如果说创新是发展的动力，那么想象则应该是人类社会特别是学者们最重要的财富之一。想象，有感性的憧憬，但一定包含理性的逻辑。理性的想象包括对一个事物发展目标的预期，以及对一种理想状态的描述。当孔子学院发展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型调整阶段”，其再出发时的办学理念、道路选择、能力建设，以及社会身份的确立等，无不需要学者和社会各界展开丰富的想象与科学的判断。
孔子学院发展之初的十年，以国际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自我主体发展为中心，快速实现了全球网络布局的目标，在赢得物理空间与社会影响的同时，也迎来了更大的期盼、责任和挑战。新的发展阶段，孔子学院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如何在与外部环境和谐共生的状态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跳出自我，和谐共生，可以理解为一种哲学理念，也可以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方式。如果说孔子学院可以用十年的时间完成第一阶段的发展使命，那么第二阶段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总结、沉淀和完善，这其中一定会有很多新的推进，但也不排除在某些方面存在可能的妥协或者选择性的“后退”，这将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是一个基于事实判断与目标想象的建构过程。
从孔子学院的建设历程，以及社会预期与目标实现看，无论是从大国责任的担当还是从世界多元文化贡献的角度，我们对“走出去”之后如何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无论是认识观念，还是支撑储备抑或是合作协商，显然仍未做好准备，还有很大需要改善和调整的空间，存在很多需要顶层设计和改革创新才能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的不适应，虽然发生在海外，但其根源还是在国内，源于我们自身的内部适应，其中包括观念适应、教育适应、组织适应、政策适应以及产品适应等很多方面。
孔子学院的社会身份及其发展中的想象，不仅存在于中外办学主体以及相关者之间，民间、社团、学界、政府以及新闻媒体等对孔子学院这样一个具有综合性、国际性、特色化的新兴机构，都会存有自身的认知和想象中的判断。孔子学院作为一个以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跨国教育机构，必然会受到语言与文化“双重属性”的影响，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想象和“关照”。孔子学院对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声音都要聆听和思考，都要有所准备和应对。协商和想象通常是多元、多彩和多样的，当他者提出某种咨询或需求时，总会带有相应的特征和期冀。客体和主体之间、合作主体之间的形象建构总是存在差异的，这些差异可能是产品数量或品种质量造成，也可能是办学理念和管理服务造成；可能是政策机制或制度安排造成，也可能是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不同造成。文化理解及其适应的问题在产品提供者和产品需要者之间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化传播中。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跨国教育机构，孔子学院要面对各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而且办学模式多元，办学主体结构复杂。孔子学院不仅需要了解外部可能存在想象与预期，还需要了解和反思内部可能存在各种问题。哪些东西是需要调整的，哪些东西是需要坚持的，哪些东西是需要改革的，这些问题不仅要在理论与规划中研讨，更需在具体的实践中实现。孔子学院的形象源于其提供服务的质量，创业是基础、守成是必须、创新是关键，从谏如流但不能人云亦云，坚持“四个自信”，会让孔子学院在新的发展阶段行的更远走的更扎实。
新的发展阶段，孔子学院需要关注和统筹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首先是与政府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不仅关涉机构的属性和定位，而且直接影响体制机制、评价体系、资源配置和外部环境。
关于政府的责任与义务，笔者曾在《适度干预：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政府行为选择》一文中有所论述。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政府在孔子学院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作为推动者和监管者，政府需要在一定的法律体制框架下，依据规定对孔子学院的国内参与主体以及孔子学院的海外业务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为孔子学院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
关于制度保障，大家比较熟悉，但为什么还要包括环境保障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多解释，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应该聚焦在孔子学院的“新”上。从本质上讲，孔子学院从事的人文交流是一种基于汉语和文化传播的海外实践，也就是说，要将我们引以为豪、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当代中国形象拿到国外去宣传和呈现，让国际社会去评判和言说。相对于传统文化体系，孔子学院的办学方式之新，有形式上的，也有内容上的，但从根本上讲是在表达和呈现一种新的理念和姿态，是中国成规模成建制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举措。
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海外存在”与“立体呈现”，孔子学院以协商合作的形式“嵌入”到所在国家和地区，以教育教学的方式开展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对话，贴近了世界拥抱了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代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意愿、柔性和力度。但勿容置疑的是，从“嵌入”到“融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孔子学院的属性和定位，在这条很长的路上，不仅面临海外“需求”端的压力与挑战，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国内“供给”链的完整与适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孔子学院需要更好的制度空间和发展环境。
孔子学院的办学性质决定了其“需求”在外，“供给”在内的工作格局。在建设和发展初期，人们对其认知和理解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很多时候是通过会议文件或指示精神来推动。换言之，面对“需求与应答”，为了“守信或立足”，有时不得不依靠会议共识、领导指示和媒介宣传来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也证明，政府支持对于孔子学院事业的唤醒和驱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做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有效和有益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不得不说，这种状态具有阶段性和临时性。作为一项事业，如果不能将其固化为一种制度安排或纳入主流评价体系，本身就是对自我身份和行为认知的不明确，这种现象的持续既不利于监管也不利于规范，且存在运营风险。可以理解，身份建构通常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对于文化与教育类事物。但仍需指出的是，阶段性要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临时性要根据发展适时调整。
任何事物一旦被事实证明它是有益和有效的，就应当尽快将可以纳入主流体系的部分进行整合、将能够进入制度建设的部分予以规范，使之成为一种具有稳定性和规律性的存在，成为国家指导和监督运行体系中的一个新常态，按照社会发展、市场需求和目标要求运作。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厘清政府与孔子学院关系的边界，以利于更好的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与监管作用；应有利于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内外部环境，以利于更好的释放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活力。
坦率地说，尽管已经蹒跚走过十三年的路程，但国内很多领域甚至包括有些政府部门对孔子学院的具体实践及其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陌生的，对其存在的价值、潜在的能量、产生的影响，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缘由谈不上准确和实事求是，当然更谈不上全面系统或主动作为。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是今日中国新的发展理念和改革方向，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举措凝聚了中央的智慧和意志。同样，孔子学院也在探索转型升级，也在尝试提质增效，此时，政府的指导与环境的包容至关重要。如果说，其发展初期没有政府的推动难以达到今天的成就，那么其今后的健康发展，依然离不开政府的顶层设计与与规划指导。正如前面提到的观点：政府要为孔子学院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其中就包括精准发现并妥善解决源于国内的认知不一致、行动不协调现象，从战略要求、组织跟进、机制体制、监察监管等方面对孔子学院的实践、支撑与力量建设给予切实地重视和推进。
其次是孔子学院与国内承办院校之间的关系。需要厘清彼此之间是“委托代理”还是“购买服务”抑或是“公共平台”，以及办学主体的责任与分工等问题。
从理论和实践看，国内承办院校应该承担办学主体的责任。特别是从发展现状看，孔子学院的海外业务已有相当部分涉及当地的中小学教育，因此国内也将有更多的中小学校以不同的形式承担孔子课堂办学资源的主体责任，这是一个更宽泛的教育市场，其治理必将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在本文谈到的三个关系中，“孔子学院与国内承办院校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办学过程最直接、最基础的一个环节，这层关系直接影响到师资的储备以及相关资源的配置，其中包括文化与教育交流以及各类师资培养与培训项目的开展与推进。因此，在政府层面，应该通过正式制度的形式，明确和规范承办院校的办学主体身份，对其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有刚性要求；在孔子学院总部层面，应根据制度或合同安排明确双方办学责任及其侧重，协商合作互利共赢；在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环境中，有关单位应主动在各种“主流评价体系”中，纳入关于学校承办孔子学院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如何有效保障教师的培养和成长等相关条款。
按照目前的办学模式，中国的大学是孔子学院的中方承建主体，也是合作建设模式创新的承载者。如果一定要区分大学功能之于孔子学院的要害，笔者认为应该是人才的培养与输送。具体而言就是，如何能够培养出在海外教学一线胜任工作的教师或汉语教师志愿者。人才的培养与输送是大学教育功能的直接体现，也是大学标识性社会价值。
截至2017年，全国高校已有112所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单位，这应该是“合格教师”的主要来源。孔子学院能否拥有一大批让国际社会和民众广泛接受认可的汉语教师，能否拥有一大批汉语素养与汉语教学能力、文化素养与文化传播能力兼备的师资力量，与国内大学教育理念及其行为有着割舍不断的关联。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大学教育既要关注工具理性，也要兼顾价值理性，既要关注行业的专业要求，也要兼顾国际化人才的普适能力。孔子学院是教育传播的场所，以教育传播带动语言和文化的创新扩散。教育是孔子学院的立足之本，教师是教育的根基所在。人际互动、人际传播是教育传播中的关键，教师作为人际传播的终端，承担着传播主体的职责，无论其传播的内容是语言符号还是文化符号，达到意义的理解与共享才是良好传播效果生成的机理。目前存在的较大短板是在“符号”和“意义”之间有时候会出现失语状态，符号与意义之间原本圆融无碍的锁合关系受到折损甚至断裂。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能力与素养存有欠缺与不足。在这方面，无论是承办院校还是教育机构，都应该有更高的站位，更主动的行为。
再次是孔子学院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按照一般定义，社会力量是指能够参与和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在日常生活理解中，人们往往将其与企业或市场概念习惯性的联系起来。但若仔细观察和分析，笔者认为，按照社会力量的一般定义，对于孔子学院这样一个以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跨国教育机构来讲，至少有两大要素或曰社会力量需要特别予以关照。一是公共舆论；二是来自学者的理论诠释与实践分析。
公共舆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现实社会中代表或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其形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群众的自发，二是有目的的引导。
在实践中，公共舆论通常是这两种来源的相互转化。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舆论的概念时说，“‘公共舆论’作为批判力量或作为展示和操纵力量，其含义是不同的。前者使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得以公开，而后者则公开了个人与机构、消费品与供货单。虽然这两种形式的公共性在公共领域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但公共舆论是二者共同的接收者。”为了进一步说明公共舆论的社会作用和力量，哈贝马斯还特意在注释中做了这样的解释：“‘公共舆论’本身并不是一种被制定出来的规范，而且就此意义而言，它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但是，种种规范的系统却将公共舆论潜在假定为一个社会实体，这种实体在某些宪法的保证人以及对于公共性的个人规定的意义上，按照预期发生功能。”无论是从理论的视角还是对现实的感知，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公共舆论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带来的重要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任何一个政府或利益群体都非常重视公共舆论的根本性原因。
”同样的理解，对于任何一个语言与文化传播机构来讲，特别是基于语言的“双重属性”以及公共舆论形成机制的观察与思考，将公共舆论视为与自身稳定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力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
十余年的努力和坚持，孔子学院的客观存在与社会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同。但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如何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孔子学院开展理论总结与实践挖掘，特别是通过辩证分析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建构，来自学者的声音与贡献尚显不足。在这方面，无论是对孔子学院自身建设及其社会影响的观察与思考，还是由于其海外存在带来的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与评判，抑或是从其资源供给相关联的行业反馈来讲，作为一个能够参与和作用于孔子学院发展与建设的社会单元，来自学界的关心和关注有待进一步加强，其视角和作用是其他社会力量不可以取代的。
例如，关于孔子学院业已生成的文化功能和社会价值，无论是褒扬还是质疑，有一个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当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关注和强调孔子学院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维护层面的存在，强调其政治意义及其利益守护与功能拓展，对其行业属性、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学术价值，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和学理依据着墨不多，特别是基于不同学科视角的观察与审视、诠释与建构也缺席已久。
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加宽泛的学科语境下探究孔子学院社会价值的学术归因和延展效力。面对孔子学院发展历程中的各种声音，特别是某些“噪音”的存在，也应该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与事实分析，这也是全面理性认识孔子学院综合发展的内在要求。
研究孔子学院的学科视角、理论和方法等应该是开放的，寻找可能的路径、发现和凝练核心问题是共同的责任。人是追寻意义的生命体，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普适性的或者活跃于当下的社会思潮与实践前沿，会给予更多意义的追问。意义与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对孔子学院价值的认定同样是对其意义的再审视和再探究，需要一个学术想象与假设论证的建构历程。在研究争辩和逻辑推理中，人们对孔子学院的理解和认知会有新的推进，社会各界关注孔子学院的视角会更丰富，视野更宽阔，判断更理性。
人们总会盼望有一个理想的身份建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一定会遇到各种影响和干扰，如同一个儿童的成长过程。孔子学院社会身份的建构和确立同样如此。社会身份的确立通常会有三种情况：一是作为主体对它的想象，二是作为客体对它的想象，三是在哲学层面对它的想象。在这三种想象中，哪一个主宰沉浮呢？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现实中的社会身份不可能是主体、客体或哲学层面上的单一结果，三者结合融入实践继而呈现出的平衡才是被普遍认可的道路选择，而这，既是努力建构的过程，也是力量博弈与社会协商的结果。按照《孔子学院章程》，其使命和宗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坚持教育属性，踏踏实实做好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工作，这是孔子学院存在的基础。二是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这是孔子学院的使命，也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现实社会中，如若将孔子学院视为一个“跨国教育机构”，无论其规模与布局如何变化，其社会身份的辨识都相对单纯和简单，但若考虑到其社会属性，特别是语言与文化背后的价值取向，则无论是在办学规模、市场布局、社会需求、合作模式、传播内容等各个方面，都会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评判，这对孔子学院社会身份的形成与辨识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这方面，来自学者的声音与智慧，不可或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新的发展阶段，在孔子学院的完善与创新中，要坚持办学宗旨和任务，更要把握准时代的脉搏，其中包括中国新的发展理念，以及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作为汉语和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种实践，无论是由于社会环境、文化适应、合作预期等产生的“障碍”，还是源于政治考量、意识形态、接受心理等引起的“观照”，对于孔子学院来讲，都是其身份建构中的必然，是一个不断认知、不断调整、不断提高的过程，需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审慎的态度、积极的行动去面对和适应。
孔子学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不是一句口号，也不仅是一种身份界定，而是全球化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协同发展的一种现实需求和需要。因此，无论是主办者、合作者、利益相关者，或者是中国内部以及孔子学院所在国家和地区，都应以一种世界的眼光、开放的胸怀、负责的态度去共同面对和适应。
正如笔者所期盼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框架下，孔子学院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预期与想象，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国内，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意义或价值层面，大家都会找到共同利益和共同取舍，在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基础上，获得更广阔的合作空间，更稳定的发展环境，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作用。
参考文献：略
图片/Pixabay
编辑/徐媛媛
校对/谢娜